回家的行李箱里,你会放什么书

发布时间:2024-11-01 20:47:45 来源: sp20241101

  过年回家能看书,就算真的离开家乡了

  张丰

  《漫长的余生》,我在从成都到郑州的高铁上就读完了。我知道,我真正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变成一个“异乡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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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寒假,我第一次“回家过年”。从青岛乘坐火车到商丘,然后再转汽车回家。火车上人很多,不过我们早早通过学校订好车票,上车没有问题。下车的时候非常困难,几乎是被人挤在半空中,到了车门位置,奋力把握住方向,才成功落地。

  那是我印象中最难的一次返乡之旅。转乘公共汽车后,100多公里的路竟然也花了十几个小时,到家已是晚上8点。更恐慌的是,我发现自己一口普通话,到商丘想改成河南话,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直到见了我妈,一开口自然说出了家乡话。

  我还记得,那年我带了6本书回家,全都是从图书馆里借的。我妈很困惑:这些书你为什么在学校里不看?来回背着书,相当于多了一份很重的“行李”。她说得没错,6本书完好如初,我在家半个月,一页都没有读过。

  火车上人太多,没法读书;和同行的老乡一起聊天打牌,也比读书更有趣。长途汽车上,看书会晕车。那么回到家中呢——每天都有开心的玩耍项目,见各种亲戚朋友,学习喝酒,以至于从来没有力气打开书读上几页。

  同样的错误,我犯过很多次。实际上,本科4年和硕士3年,不管寒暑假,我只要回老家就会带上好几本书,但是每一次都没有看。每次开学,都会很懊悔,然后到下一个假期,再次尝试,然后再次徒劳而返。在学校我算是一个热爱读书的人,但是回到家,就完全读不进去书,这件事曾长期让我感到困惑。

  2023年春节前的一段时间,我非常担心父母的身体。有一天我和他们通完电话,几分钟后就感觉身体发冷,我知道自己感染了病毒。四五天后身体恢复,再次给父母打电话,他们竟然和我一样,也是通完电话后身体不适,但是也已经恢复过来。

  这真是奇怪的“身体感应”。我意识到父母都70多岁了,未来能够见面的机会已经不多。我马上订好车票,就像读大学一样,在家“过一个寒假”。我在家里待了十几天,他们都感到奇怪而又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幸福。

  和20多年前一样,这次回家,我又带了几本书回去。我记得有罗新老师的《漫长的余生》,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的《静悄悄的革命》,还有一本王汎森老师的论文集。这些书没有什么内在关联,而是就在书架的显眼处,顺手带走比较方便。再说,大概率又和过去一样,根本不会看,它们只是“行李”。

  事实证明,这次我读书状态很好。《漫长的余生》,我在从成都到郑州的高铁上就读完了。在家看书的时候,我甚至拿起了笔,非常认真。除了阅读,我还在家写作。在阳光下的院子里打开电脑,连上Wifi,就和在城市里一样工作。

  过去无论如何都没想通的问题,现在豁然开朗了:不光是父母已经老了,我的年龄也大了,在村子里没有几个能说话的人了。小时候的玩伴,会在晚上招待喝酒,但是白天显得无比漫长。带着香烟到大门外,见到邻居们散一圈烟之后,就没有多少事可干了。

  我的世界他们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我在外工作,具体做什么完全不明白。我打开公众号后台,写一篇文章发送出去,可以和全国各地的读者产生联结,乡亲们却不知道那些字是如何飘散在空中的。在外20多年,我最终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即便是父母,也在这个世界之外。

  他们的世界我也日渐模糊。我已经能熟练切换普通话和家乡话,接到城市来电,马上转入普通话模式。走在小时候熟悉的田野,一草一木都感到陌生,这里像一个“景区”或者“异乡”。我和父亲晚饭后会一起沿着乡村道路散步半小时,没有一点熟悉的感觉,甚至不记得自己家的“田”在哪里。不光是表面,乡村“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是“种粮大户”大规模承包种植了。

  我知道,我真正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变成一个“异乡人”了。面对陌生的世界,我总是能够顺利阅读,所以每次乘坐飞机,都是我阅读效率最高的时候。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一种渴求:突然又感觉到生活中充满了“问题”,等着自己去寻找答案。

  桑塔格《论摄影》与我的故乡往事

  韩浩月

  这样的书,辅以一台随身携带、照相功能不错的手机,于是,便仿佛拥有了一种防卫“武器”,使用这种“武器”,可以随时与紧张的生活保持距离,让整个人得到一些安全感并放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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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收拾回乡过春节的行李箱时,眼光从书架上巡视十几秒钟,决定把这本黑色书脊的《论摄影》随身携带。带这本书的原因是,几个月前读完的《桑塔格传》正摆在书架,桑塔格那张最为著名的肖像照印在封面上,正是这本传记使我重新燃起阅读她作品的愿望,而这本《论摄影》,恐怕已是我买到的第二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早已不知道藏到哪里去,找不到了。

  我年轻时曾是一名摄影作者,虽然全部的活动范围没有超过县域,但这并不妨碍我拍摄了大量的图片,它们中的大多数,发表在各级媒体上,每年,都会至少有一组图片以整版的形式被刊登出来。我那时候的主要工作,就是经常脖子上挂着相机,在县城或村庄晃荡,用取景框去发现自己感兴趣的人与事,拍完一个胶卷后,把它送到照相馆,等到样片洗印出来,选择自己喜欢的进行再次放大洗印,最后装进牛皮纸信封寄到报社去。

  现在翻阅这本《论摄影》,仅仅不过十来分钟的时间,我发觉自己的视觉和心理,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在《透过照片看美国,昏暗地》这一章节里,看到迪安娜·阿布斯的摄影作品,这无异于自找一份折磨,“精彩和夺人心魄”“怪异且令人不舒适”,这是阿布斯作品的一体两面。当然,印刷在本书的其他摄影作品,大多数都具有这样强烈的冲击力和差异性,不断撞击着过往我对摄影的固有认知。当意识到这些图片的作者,都是用艺术家的眼光来审视他们所拍摄的世界时,我舒了一口气,那种无形的压迫感小了一些。

  我用过一台价格一两百元的国产相机,在单反相机流行时,买过一台价格不菲的单反,如今它们一个被当成“文物”放在书架上成了装饰品,一个被密封在相机包里一年也难得取用一次,手机取代一切照相设施,成为大众记录生活的日用品。每次回乡,我都会用手机拍摄大量图片,最近一次印象深刻的是,去年暑假在刚下过雨的街头,把手机镜头紧贴路面,拍下湿漉漉的柏油路和淡蓝色的天空,成片的效果,虚假得不像是我生活过多年的县城,但摄影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是拍摄者的幻想体现,是他们“占有”世界的一种方式。

  如桑塔格所说,“相机像枪支和汽车,是幻想机器,用起来会上瘾”。如果想要真实,随手拍可能最真实,当拍摄者用高难度的肢体动作去寻找角度时,得到的图片就成了幻想的产物,它一方面使人不敢相信,一方面让人着迷于自己的“创造”。我在某年春节上祖坟经过田野时,拍摄下干枯树枝背后的夕阳,金黄色的光线铺在洁白的雪地上,整个画面都充满了暖意,但那个时刻寒风正顺着领口往脖子里面钻,我被冻得浑身颤抖。一个相机,就这样生生造出完全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感受。

  “收集照片就是收集世界”,桑塔格说。我拍摄老家的照片,一次次占满手机相册,不得不转移到硬盘中,我所收集的那个地方,或许也算是一个独特的“世界”,我对这个地方的拍摄,无论是用镜头,还是通过眼睛,那些影像在被装进硬盘的同时,也被印刷于自己的心灵地图上。那些图片,可以用来“砌墙”,逐渐地构成一座“城堡”,至于我为何需要这样的“城堡”,打算用它来做什么,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验证,使那个模糊的目的变得再清晰一些。

  《论摄影》最早出版于1977年,和桑塔格的其他作品一样,充满简练的警句,冷静又锋利,适合在一个热闹的、快节奏的节日来阅读,可以起到一点去除浮躁的作用。这样的书,辅以一台随身携带、照相功能不错的手机,于是,便仿佛拥有了一种防卫“武器”,使用这种“武器”,可以随时与紧张的生活保持距离,让整个人得到一些安全感并放松下来。

  闯荡江湖的旧梦里都有一艘夜航船

  王钟的

  春节假期,舟车劳顿,想要静下心来完整地读完一本大部头,恐怕不太容易。但是,利用片段的时间,了解古代文化常识、风俗习惯,《夜航船》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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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江南人,小桥流水、河道纵横,是不变的故乡记忆。就像威尼斯一样,水系发达、通航便利的地方,往往蕴藏着商业的基因。小时候,时常看到生意人以船为家,船上满载瓷器,停靠到哪里,就把生意做到哪里。

  今年春节假期,打算带上一本《夜航船》,作者是明末清初的张岱。2023年,杭州举办亚运会,因为职业需要,重温了张岱的《西湖梦寻》。读过此书,自古繁华的钱塘仿佛历历在目。相比之下,《夜航船》的名声一开始并不响亮,这是因为很早人们就以为这本书已经散失了,直到张岱离世300年后,才在天一阁的藏书里发现了手抄本。据说,《夜航船》首印7000册很快全部卖光,成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的“领航之书”。

  在《夜航船》的序言里,张岱讲了一个故事:有僧人与士子同宿夜航船上,因为士子高谈阔论,僧人敬畏不已,于是就蜷缩着腿脚睡觉,给士子腾出地方。不过,随后僧人发现士子言语间多有破绽,就问士子: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士子回答:是两个人。僧人又问:尧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士子斩钉截铁地回答:自然是一个人!听到这里僧人忍不住笑着说:“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

  顾名思义,夜航船是在夜间航行的客船。在没有良好照明设备的古代,夜航其实存在很大风险,除非要日夜兼程赶路,否则没有必要夜航。读完张岱的这个故事,可想而知,当时木船的船舱极其狭小,客人一多就会拥挤不堪。

  现在的古装剧里,时常出现主角坐船闯荡江湖的镜头,船上不仅有“标间”“大床房”,还配备有餐厅、茶室、书房等休闲空间,不好说古代一定没有这样的豪华客轮,乾隆下江南的船大概就不差。但是,寻常人家出行,恐怕坐不上这样设施齐全的游船。更多人出门大概就要像张岱描写的那样,曲曲腿、弯弯腰了。

  传统的夜航船当然是木质的,西学东渐以后,中国慢慢有了汽船,加上灯光等夜航设备的普及,夜航船又迎来一轮发展兴盛的高潮。尤其在江南水乡,公路、铁路都还不太发达的时候,夜航船成为难以取代的交通工具,用余秋雨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南方水乡苦途长旅的象征”。

  鲁迅在《社戏》里,对夜航船有过这样一番描写:“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的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其实,很多外出打拼生活的江南人,对家乡的印象正是如此,有点清冷,有点朦胧,有点桨声灯影里的浪漫。

  到我记事的年纪,夜航船就从人们的日常生活里消失了,当年宁波的客运码头也被改造成了美术馆。《繁花》描述的20世纪90年代初,是属于夜航船最后的荣耀时刻。宝总的生意伙伴“小宁波”往返沪甬之间,很可能也要选择夜航轮船——火车固然更快,但对存在办事需求的人来说,夕发朝至的轮船不占用白天时间,自然也最为经济。

  其实,《夜航船》并不是一本作者的游记,而是一本小型百科全书,里面记录的内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一应俱全。书中记录的条目,短则一句话就是一篇文章,长的也不过三两段的篇幅。用现代网络一族的话概括,《夜航船》就是古人的“种草”笔记,张岱就是“热爱生活的段子手”。

  就像余秋雨所言,《夜航船》让人们看到了有趣的“夜航船文化”。稍有文化的读书人,大概都不至于分不清“尧舜”是两个人,至于澹台灭明这个孔子的学生,不知道的人大概就多了。无论如何,千百年的细枝末节,仍然让人不惜争得面红耳赤,从这个意义上讲,“夜航船文化”确实映射着“中国文化的进程”。“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湖心亭看雪的张岱,也因此成为中国文人的精神偶像。

  春节假期,舟车劳顿,想要静下心来完整地读完一本大部头,恐怕不太容易。但是,利用片段的时间,了解古代文化常识、风俗习惯,《夜航船》应该是不错的选择。话说回来,“天下学问,唯夜航船难对付”,消化这样的“快餐文化”并不容易,可能要花一生的时间咀嚼。

  在杨本芬的文字里 我踏上了归乡之旅

  沈杰群

  正是生命里那些如豆子芝麻般的小事,构成了时间,组成了跌宕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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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觉得,春节是“看”人的时刻。

  无论过去一年你在工作、生活里与多少人产生交集,春节这个时间段“看人”,具有与众不同的意义。

  从踏上那段回家的旅途开始,你一直会看见其他匆匆归乡的陌生人,你也要去见很久不见的亲人。对于漂泊在外的人而言,家乡终于从“远方”恢复为距离越来越近的温情之所,我们也总算从平日的节奏里抽离出来,把目光投向与自己的“出发之地”息息相关的面孔——不带任何修饰与遮掩,只想以最朴素的视角看看家乡,品读那些人生。

  怀着这样的心境,今年春节回老家前夕,我特意在行李箱里放了一本杨本芬在83岁出版的书《豆子芝麻茶》。我觉得,无论是她写的人,还是我们透过纸页看这位作家本人,两种阅读切入口都能收获珍贵的体验。

  对于很多人来说,“杨本芬”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现居江西南昌的杨本芬,17岁考入湘阴工业学校,后进入江西共大分校,未及毕业即下放农村。此后数十年为生计奔忙,相夫教子,后从某运输公司退休。

  原本退休后的时光,是流逝于一条看似很寻常的路径上的:去南京帮女儿带孩子,做家务。谁能想到,花甲之年的杨本芬因为在女儿家书房偶然读到《江上的母亲》,读得落泪,萌生要写母亲故事的冲动。

  于是,60岁的杨本芬开始在女儿家的厨房写作:坐在一张矮凳上,以另一张略高的凳子为桌,在一叠方格稿纸上开始动笔书写她的母亲,以及一家人的故事。

  80岁,杨本芬出版处女作和代表作《秋园》,她写了母亲秋园坎坷的一生——凭一人之肩扛下生活所有重担,又始终保持善良的内核,温暖子女与亲友。此后,杨本芬陆续出版《浮木》《我本芬芳》等作品,2023年年底出版《豆子芝麻茶》。

  “在厨房开始写作的女性”“用笔赶路”,让大众注意到这样一位特别的素人作家。而更为打动人的是杨本芬书写的故事本身,那些如土地般质朴的文字,蕴藏着真切而汹涌的情感,让和她一样的普通女性“被看见”。

  杨本芬用自己的笔写人生,写女性这一生可能会经历的所有真实情感:坎坷、苦楚、困惑、温暖、勇气……通过这位老人,你会意识到,女性有多艰辛、多坚韧,而写作又多么有力、多么重要。

  从《秋园》到《豆子芝麻茶》,她的每本书都是小小的,却格外有质感。这位女作家的写作,是回忆,是记录,更是一种发声。

  在杨本芬出版《我本芬芳》那年,我曾有幸和她有过一次交流。她很有耐心,声音诚恳而温暖,颇有疗愈感。

  我清楚记得杨本芬那朴素、动人的言语,比如她提到,如今拥有了自己的书房,坐在书房里看书是很享受的。

  她提到写作时说:“反正我就是需要一个塑料袋子、几个本子,然后一支笔,随时随地写,还是怕忘掉很多事情。”

  那次交流,杨本芬提到已完成第四部小说的书稿。一年半后就等到了新书的面世,不过我没有立刻阅读,因为总想等着一个“直觉更适合翻开这本书”的时刻。

  根据介绍,在书写过母亲(《秋园》)、乡亲(《浮木》)、婚姻(《我本芬芳》)之后,杨本芬在《豆子芝麻茶》里将目光聚焦到秦老太、湘君、冬莲这3位女性的婚姻上,讲到了女性在亲密关系当中的困惑与痛楚、选择与担当、勇气与坚持。

  此外,她回忆了与妈妈和哥哥一起经历的往事,以及两位至亲离世之际的锥心之痛。

  杨本芬的书,其实算得上是一段“寻乡之旅”。正是生命里那些如豆子芝麻般的小事,构成了时间,组成了跌宕的情感。

  在今年春节来临前,我莫名觉得可以在返乡路上,或是在深夜的老家房间里翻一翻《豆子芝麻茶》。这里有我熟悉的杨本芬,也有我需要进一步加深了解的她的思想。

  余华曾经如是评价杨本芬的书:“有些人的一生,可能他从来没有使用过技巧,但他也过得挺好;还有一些人的一生,用了很多很多的技巧,结果过得很糟糕。而杨本芬就是,像用一种没有技巧过了自己一生一样的,没有技巧的方式,写了关于自己的书。”

  没有技巧的写作,感动着这片土地上的你我。社会拥有我们,而我们拥有自己的方式之一,就是书写和铭记自我的人生,去勇敢表达出来。

  带着童年的书去冒险

  白简简

  从求学与工作的城市回到童年生活的小镇,就像一趟从现实开往想象的列车。我正在花18年时间,经历从家乡到故乡的冒险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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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一年出几十趟差的人,在路上是常态。常态就意味着不必刻意,就如同用早晚高峰乘坐地铁的时间来闭目养神,差旅途中亦是如此。但是,回家的旅程是特别的,尤其是过年回家,两个小时的飞机或者4个半小时的高铁,因为一个“回”字而有着郑重的仪式感——我会看一类特定的书——从小看到大的书。

  从小看到大的书有两种,一种是特别长的系列,尽管早已完结,但看完尚需时日;一种是同一个作者的新作,几十年来,作者与我都兢兢业业。

  不过,在漫长嘈杂的交通工具上,潜心研读诗词歌赋理论文献,我修为不够确实做不到,能让我忽略周遭环境看得进去的书,只有那些情节环环相扣类型的小说。冒险,去全世界冒险,是我从小就有的梦想,身不能至,以读书向往之。

  小时候最吸引我的书,除了不同版本的“十万个为什么”“少年儿童百科全书”“世界未解之谜”……就当属各类冒险悬疑故事集了。比如,卫斯理系列从中学一直看到大学,甚至工作后的上下班地铁上——一个小时刚好够我看完一个故事。主人公的脚步永无止歇,一百多个故事没有结尾。2022年,卫斯理的作者倪匡去世,我才意识到这个系列永远不会再更新了,就像我消逝的童年与渐行渐远的家乡。

  卫斯理的冒险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动辄靠外星人来回答一切未解疑团。而蔡骏和那么多他编造的故事,更喜欢从日常出发,由头可能是一则真实的新闻,主人公的身份可能是个年轻学生。这种代入感让我更加相信,指不定哪天我就解锁了平行时空的按钮。

  向往外面世界的冒险,在我的童年文化生活中已经初露端倪。看动画片,不爱《樱桃小丸子》《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类的家庭题材,喜欢的是像《海尔兄弟》那样勇闯天涯;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正大综艺》,后来念新闻系也和羡慕主持人能全世界跑不无关系。

  工作原因采访过蔡骏,我的开场白就是一句“我是看着你的书长大的”,一度让双方既暴露年龄又陷入沉默。这类和你一起成长的作家,主打一个“陪伴”。所以,当我发现他这些年改变风格,作品有了悬疑之外的意味,一时不知道是欣喜还是失落。比如,这次路上准备看的这本《一千万人的密室》,仍旧有着熟悉的反转,可在紧张刺激的故事之外,作者显然想要更大的文学空间。

  作者都长大了,我还在留恋什么呢?精神内核相当稳定的苏东坡告诉我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物与我皆无尽。所以,可以换个角度。从求学与工作的城市回到童年生活的小镇,就像一趟从现实开往想象的列车。我发现,住的小区20多年没有变化,门口的护城河和河上的石桥,可能几百年没有变过。这种凝固了的时间,就和书中的故事一样,充满了稳定带来的魔幻感。

  作家刘亮程说,家乡需要我们离开,到了远方,获得了认识她的能力,再把她重新捡拾起来,然后,成为故乡。从这个角度理解,我正在花18年时间,经历从家乡到故乡的冒险之旅。

  18年是一个值得记忆的节点,因为我从18岁离家北上,今年正好是第18年。从此,离家的故事会越来越长,而家乡与童年只定格在那18年。这种只知起点、不知终点的旅程,真正是一场超级大冒险。那些书上的冒险,曾经带着小时候的我步入大人光怪陆离的世界,又在我长大后,带我重回终究是大团圆结局的想象世界。

  如果拍电影,这样一段人生经历可以搭配车窗外急速变换的城市与村庄、手中刷刷翻过的书页。看不见摸不着的时间,需要用这些具象的东西来提醒我,逝者如斯夫,不如早还家。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钱姣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