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赵燕菁：文化遗产保护如何中西互鉴？

　　 中新社 福州1月30日电 题：文化遗产保护如何中西互鉴？

　　——专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

　　 中新社 记者 龙敏

　　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的瑰宝，是历史的见证，也是人民智慧的结晶。当前，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如何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

　　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遗产的国家，中国一直以来都非常注重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为全球贡献了哪些智慧？文化遗产保护如何中西互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近日接受 中新社 “东西问”专访，作出阐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 记者：文化遗产为何日益受各国重视？

　　赵燕菁：如果把一种文明比作一个人，文化遗产就是这个人记忆的载体。每个人的存在都由其过往的生存经历所塑造，现在的行为是过去行为的延续。如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就很难正确选择自己向哪里去。文明也是如此，文明发展的时间越长，可资借鉴的经验越多，对行为后果的确定性就越可以预测。失去记忆对于一个人而言是非常可怕的，对于一个文明也是如此。不少文明由于被外力重新塑造，彻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在一个竞争的世界，一些文明希望按照自己的样式塑造世界，特别是进入全球化时代，强大的资本无孔不入地渗透进古典文明，重构其叙事。对文明的多样性构成新的挑战，有的文明在消失。而每一个文明的消失，都意味着人类一部分记忆被删除，甚至格式化。

　　因此，保留原生文明载体变得刻不容缓。只有最大可能地保护这些载体的原真性，才能为我们解读自己的过往留下真实的基因。文化遗产里隐藏着文明的密码。

资料图：观众欣赏《丝路山水地图》真迹。 中新社 记者 张炜 摄

　　 中新社 记者：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方面有何独特之处？

　　赵燕菁：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少数具有历史感的民族。关心自己的历史地位，使中国人对记载、解读历史有着长久而持续的关注。在世界各大古典文明中，中国原真文物典籍的留存无出其右，甚至有的国家的历史是通过中国典籍记载下来的。没有与中华文明的互动并被中国典籍所记载，一些国家的历史片段甚至都不会存在。中华文明独特的历史感，也体现在收藏和传承古玩、字画、典籍等传统中，几乎不间断地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

　　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但战乱和动荡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化遗产的损毁和灭失。特别是近现代的一段时间，中国人对自己文明的认识不断被外来文化所塑造、改写乃至剽窃，中国的文化自信一度跌落到前所未有的谷底。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自己文明的认知发生严重扭曲。对现代化的渴求压倒了对历史的珍视，大量历史遗产被现代化所掀起的巨浪所淹没、摧毁。以建筑为例，短短几十年里，人们已不再会用传统的方法建造房屋，以前几乎无处不在的古城墙也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大量摧毁。

　　保护这些文化遗产，从文明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的现代性，从实践上接续中国的文明，尤为必要。

资料图：泰山岱顶，鸟瞰碧霞祠全景。安哥 摄 图片来源：CTPphoto

　　 中新社 记者：中国向世界提供了哪些文化遗产保护的优秀案例？又从西方借鉴了哪些好的做法？

　　赵燕菁：在世界其他文明还处于依赖神话、故事、宗教、史诗、游吟等前现代方式记载历史的时代，中国就已具有系统性的文字历史。这是中国对世界文明最大的贡献之一。

　　与此相关的遗产，诸如竹简、古版、碑刻、铭文、绘画、建筑、雕塑等实物，为中国历史提供了最原真的载体。例如，1990年在蒙古国杭爱山发现的《燕然山铭》(又称《封燕然山铭》)摩崖石刻，完全印证了中国历史记载的真实性。

　　文字不仅记载了中国原真的历史信息，周边国家的历史片段有的也是通过中国文献得以还原。1861年英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康宁汉(Alexander Cunningham，又译作亚历山大·卡宁厄姆)考古发现一片佛教遗址，就是通过与成书于公元646年的《大唐西域记》核对才证明那是印度的那烂陀寺旧址。

　　在甘肃敦煌遗留的文字中，不仅有海量的佛教典籍，还有酒账这样的日常记载，让后人得以一窥古代社会底层。人们甚至从千年前的壁画中，按图索骥找到山西五台山唐代的建筑遗存佛光寺。宋朝的旷世杰作《清明上河图》更是以写实的手法细腻描绘了900多年前堪称古代中国巅峰时代的市井城市生活，为世界留下了照相技术之前最具象的城市视觉信息。至于秦始皇兵马俑，更几乎全息地展示出2200年前的古代军事文化。

资料图：2015年，游客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观看石渠宝笈特展上的《清明上河图》。张浩 摄

　　中国悠久的历史记载，不仅体现在其原真性，也体现在连续性，这在世界文明中非常罕见。和几乎不可破译的表音文字相比，表意文字为多语言文明的统一提供独特的载体。事实上，中国周边一些文明就是靠表意文字得以被记载并流传下来。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历了史上空前规模的城市化，给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特别是历史性街区和建筑的保护带来巨大冲击。但许多城市也摸索出一套遗产保护的规划方法，为遗产价值的实现赢得了宝贵机会。其中之一，就是采用了跳开老城发展新城的“双城模式”，将高价值的新城核心区区位与历史文化遗产的区位在空间上分开，形成新旧城协同发展，既满足了城市高速扩张的需要，又避免了对传统历史街区系统性的破坏。

　　中国对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这一重要贡献，最早是由著名规划专家梁思成和陈占祥为北京古城保护而提出。典型案例是青岛新城的建设，由于一开始就将城市的中心从历史遗存丰富的八大关地区迁移到现在的五四广场，使得老城区的建筑和肌理得以成片保留。采用类似规划的城市，还有厦门、上海、宁波、杭州、成都等。这些城市的历史街区，大都以此得到了系统性保存。

　　目前，北京一直在疏解非首都功能、降低主城区人口密度，北京市政府也从老城迁往副中心通州，这对减轻北京古城保护开发压力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不仅向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作出了自己贡献，也从西方借鉴很多好的理念。特别是总结了西方发达国家在总结工业化过程中遗产保护经验教训的《威尼斯宪章》和《马丘比丘宪章》，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思想体系的形成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比如强调“原真性”的保护理念、最小干预的保护原则等。

　　近年来，中国多地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通过申报，世界上很多先进的保护理念、保护方法、评估标准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巨大作用。通过与世界各国同行的互动，中国得以从全人类的角度反观中国历史遗产的世界价值，极大地加深了中国对自身文化遗产的理解。可以说，中国的历史遗产保护已成为全球人类历史遗产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资料图：观众在山西太原的晋商博物馆内欣赏各式各样的算盘。韦亮 摄

　　 中新社 记者：从中国乃至全球来看，当下文化遗产保护存在什么痛点和难点？应如何破解困局，让文化遗产得以世代保护、永续传承？

　　赵燕菁：当下文化遗产保护的痛点在于怎么解读文化遗产，难点在于怎样利用文化遗产。

　　先说痛点。文化遗产说到底是文明的“记忆”，但是这个“记忆”到底告诉了人们什么？人类从自己的“记忆”中能学到什么？这决定了今天的文明将会给未来的文明留下怎样的航迹。从全球范围来看，现在的文化遗产主要被用作强势叙事工具，其结果是导致“所有的历史都不过是现代史”。

　　再说难点。文化遗产保护不易，维系更难。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优秀文化是鲜活的，遗产是历史的。用保护遗产的办法保护文化，反而会把文化“保僵”。具体而言，就是文化遗产应当怎样利用的问题。如果绝对不利用，随着时代变化，文化遗产很快就会退出其自然的演进堕入僵化状态；如果过度利用，承载于文化遗产的真实密码就可能在利用中消失。怎样在文化遗产“细胞”更替过程中保留其“基因”，乃是所有文化遗产保护都面对的难题。

　　要破解痛点和难点，首先，需要更新保护理论和观念。要识别出文化遗产中有哪些遗传信息。只有当生物学从细胞层次进入基因层次，我们才能识别不同生物的DNA。历史遗产保护也需要理论的突破和升级。

　　其次，需要与时俱进创新保护方法。要将“演进”本身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现代技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最小干预”利用模式，为更高维度、更大效益地利用文化遗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可能，这些都将为破解文化遗产保护的痛点和难点提供潜力巨大的解决方案。

资料图：莫高窟第257窟(北魏)。敦煌研究院供图

　　 中新社 记者：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和实践，与西方有何异同？如何有效发挥文化遗产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中的作用？

　　赵燕菁：西方文化遗产保护和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异同，源自文化征服与反征服的不同需要。随着西方经济和军事的全球扩张，用西方文明的视角解读世界为西方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最初的需求。虽然今天西方的文化遗产保护早已远离这一需求，但其底层代码仍隐藏在西方文化遗产保护的规则、方法和实践中。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实践，则是源于对西方解读中华文明的回应。为此，中国也力图从中华文明的视角对文化遗产进行再解释。这种做法，也是大多数非西方文明的普遍反应。

　　要想将文化遗产变为全人类的遗产，使其成为中西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首先就要构建一个超越中国和西方的文化遗产高维框架，在这个框架里，能够从第三方视角鸟瞰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这就要求西方放弃用自己的文明叙事改造、消化其他文明的冲动；中国也要从全人类的角度查看自己文明的历史位置。这一架构的形成有赖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整个非西方经济的崛起，只有在平等经济环境下，非西方文明才能更加自信，拥有同等的话语权，全人类的第三方视角才有可能取代不同文明各自的视角，文化遗产才能起到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作用。(完)

　　受访者简介：

　　赵燕菁，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雄安规划专家咨询组专家、上海市委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专家组成员，英国卡迪夫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博士。曾任厦门市规划局局长、厦门市规划委员会主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长期致力于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研究城市空间的发展规律，基于城市规划编制与管理经验，形成了自己对城市空间独特的解释体系，对中国城市空间战略与政策曾产生显著影响。

【编辑:付子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