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民心共振 与民情共鸣

　　浙派人物画是中国现代人物画的一个重要流派，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浙江，逐步发展壮大，并蔓延全国。它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性的画派，更是20世纪中国画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至今仍在中国画坛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力。

　　浙派人物画在劳动主题的呈现上体现了真正的人民性，在具体技法的选择上则展露了智慧性。艺术家通过有效吸收和改造西方造型和表现技法，结合民族优秀传统开辟新路，创作了一大批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与时代同频，与民心共振，与民情共鸣。

　　“人民”是底色

　　1955年，24岁的方增先在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同一年，他创作了表现劳动者吃苦耐劳和勤俭节约精神的名作《粒粒皆辛苦》。

　　这幅作品，绘写了真实的生活场景，体现了对劳动人民的真情实感。而它的源起，是画家真实生活中遇到的“捡饭粒”和“捡麦穗”细节——

　　在农村长大的方增先注意到，有的学生会将吃剩下的饭菜扔掉，感觉“太可惜了”。还有捡麦穗这个动作，令他记忆深刻：“从敦煌坐火车回来的时候，正是麦收时节，有一群小孩在收割后的地里捡麦穗，这个情景，使我联想到劳碌的农民。”

　　《粒粒皆辛苦》这幅画其实并不复杂：一位老农蹲在路边，手里拿着烟袋，正在捡起掉落的麦穗，远景隐约可见两辆马车。画中虽然只有一人，却是整个农民阶层的缩影：古铜色的脸庞是整日劳作的印记，白色头巾、青白色上衣和黑色裤子是典型的服装标记。虽然是看似普通的画面，但这幅作品在技法革新方面成果斐然：造型结合素描却弱化明暗，细处的皱纹、立体的鼻翼和颧骨、粗粝的皮肤、凹凸的青筋等以墨线为骨，层次立体，颜色整体又拉开距离，精确再现了一位饱经沧桑的农民形象。这份来自写生的综合视觉形象成为后人对劳动者最鲜明的记忆之一。

　　1949年，第一届全国文代会明确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方针，希望调动各界文艺力量为创造新的中国形象而奋斗。《粒粒皆辛苦》以大众熟悉的题目、平易近人的日常场景和超越同时代的造型技法，一经亮相便成为时代范本，并随着印刷出版业的流行拥有了更为深远的传播力。

　　《粒粒皆辛苦》“一战成名”后，杰出的浙派人物画家们“愈战愈勇”，如周昌谷《两个羊羔》、李震坚的《妈妈的新课题》、刘文西的《祖孙四代》、王玉珏的《山村医生》、杨之光的《矿山新兵》、顾生岳《红衣少女》、宋忠元《游春图》等佳作接连面世，艺术界乃至全社会对劳动题材的重视、对劳动者典型形象的塑造、对劳动活力的表现、对劳动事迹的传颂等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密度。这类视觉作品聚焦劳动人民，讲述他们的故事、呈现他们的情绪，在造型和意境等方面聚合新语言，并在笔墨品质和色彩表现领域与时代潮流多维相契，共同创造了中国现当代人物绘画的新样态和新气质。

　　“民族”是特色

　　除了因主题聚焦劳动者而能与民众真切共鸣之外，浙派人物画之所以能成为时代之痕，还在于绘画语言的突破与东方血脉相融相契。

　　20世纪80年代，顾生岳曾在《浙江人物画选》里概括浙派人物画的特色：“采用西画写实的造型方法，强调传统笔墨的表现力，在中西绘画融合的过程中，力求保持中国画的特色和情味。”这段话精准表述出这个画派在技法层级的独特性：与光影或结构素描相较，其对结构造型及笔墨表达的处理更中国化，也更接近传统中国画的审美意趣，在融贯中西不同技巧体系的基础上找到了合适的连接点，实现了将西方写实造型原理与中国水墨写意技法融于一体的超越，有力推动了传统人物画的时代革新。

　　中西相融是老课题，如何相融又一直是新问题。浙派人物画匠心独具，紧抓时代焦点，以劳动为美，集中笔墨表现最伟大的劳动者，他们的古铜肤色、灿烂笑脸、健硕身材和鲜艳服饰等视觉要素，成为传统笔墨的最佳实验基地，大处写意，小处精致，丙烯等新材料积极加入，构图实践新意迭出。这批艺术家笔下的劳动್